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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殷周兴亡下
武王之克殷，奄尚未灭，然《史记》述周封诸侯，已有封周公于鲁之文。又帝尧之后，与召公奭封地相同，《正义》虽曲为之说，究属牵强。《左氏》昭公九年，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自武王克商以来，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肃慎所在不可知，然必近于燕。此燕为南燕，在今河南延津县。亳盖殷人旧都，观春秋时宋之社犹称亳社可知。哀公四年，《公羊》作蒲社，案《札记·郊特牲》亦作亳社。则亦隞、相、邢、朝歌等处耳。此时周之兵力，实未逾殷之旧境。《史记》述周初封国，盖杂后来之事言之，非当时实录也。《周书·大匡》曰：“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监。东隅之侯，咸受赐于王。”《文政》曰：“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蔡开宗循。”盖管为东方重镇，周初兵力所极。纣地既未能有，仍以封其子武庚；淮夷、徐戎等，又为力所未及；则武王时，周之王业，所成者亦仅矣。故殷、周之兴亡，实至武庚败亡而后定。《国语》言商代列王，并武庚数之，非偶然也。
《史记·周本纪》曰：“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惧穆卜。周公乃祓齐自为质，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后而崩。大子诵代立，是为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今河南商邱县。颇收殷余民，以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鲁周公世家》曰：“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惧。大公、召公乃缪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于是乃自以为质。令史策告大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发。藏其策金縢匮中。诫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大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早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余民，以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东土以集。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诒王，命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训周公。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丰。使大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营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国之。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诸侯。《书·大诰》：“王若曰。”《疏》云：“郑玄云：王周公也。周公居摄，命大事则权称王。”案《周书·度邑》：武王谓周公曰：“乃今我兄弟相后。”则武王曾欲传位于周公。此其所以为管、蔡所疑也。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匑匑如畏然。初，成王少时病，乃自揃其蚤，沉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雨。禾尽偃，大木尽拔。周国大恐。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滕书。王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史百执事。史百执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执书以泣曰：自今后其无缪卜乎？昔周公勤劳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尽起，二公命国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熟。于是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以褒周公之德也。”史公此文，所用者亦系《书》说。《周书·作雒解》曰：“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殚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略，或作畔。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前1042），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前1041），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淩。《左氏》定公四年，祝佗曰：“王于是杀管叔而蔡蔡叔，以车七乘，徒七十人。”《诗·豳风·破斧疏》云：“《据书传》，禄父、管叔皆见杀。蔡叔以车七乘，徒七十人，止言徒之多少，不言放之何处。”疏家盖未考《周书》。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案此九，疑即九侯之国。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同室克追《初学记》引作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以为天下之大凑。”其说亦与《史记》合。《礼记·明堂位》曰：“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前1038），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前1037），致政于成王。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说亦与《史记》合。书家、礼家，无异说也。《疏》曰：周公制礼摄政，孔、郑不同。孔以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至明年摄政，管叔等流言，故《金縢》云：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时成王年十四，即位，摄政之元年。周公东征管、蔡。后二年，克之。故《金縢》云：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除往年，时成王年十六，摄政之三年也。故《诗序》云：周公东征，三年而归。摄政七年，营洛邑，封康叔而致政，时成王年二十，故孔注《洛诰》，以时成王年二十是也。郑则以为武王崩，成王年十岁。《周书》以武王十二月崩至成王年十二，十二月，丧毕，成王将即位，称己小，求摄，周公将代之，管、蔡等流言，周公惧之，辟居东都。故《金縢》云：武王既丧，管叔等流言，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无以告我先王。既丧，谓丧服除，辟谓辟居东都。时成王年十三。明年，成王尽执拘周公属党。故《金縢》云：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罪人，谓周公属党也。时成王年十四。至明年，秋，大熟，有雷风之异。故郑注《金縢》云：秋，大熟，谓二年之后明年秋。迎周公而反，反则居摄之元年。时成王年十五。《书传》所谓一年救乱。明年，诛武庚、管、蔡等，《书传》所谓二年克殷。明年，自奄而还，《书传》所谓三年践奄。四年封康叔，《书传》所谓四年建侯卫，时成王年十八也。故《康诰》云孟侯。《书传》云：天子大子十八称孟侯。明年，营洛邑，故《书传》云：五年（前1039）营成周。六年（前1038），制礼作乐。七年（前1037），致政于成王。年二十一。明年，乃即政，时年二十二也。《时·豳谱疏》引郑《金縢注》云：“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终，终时，武王八十三矣，于文王受命为七年。后六年伐纣，后二年有疾。疾瘳后二年崩。崩时年九十三矣。周公以武王崩后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摄。四年作康诰。五年作《召诰》。七年作《洛诰》。伐纣至此十六年也。作《康诰》时成王年十八。《洛诰》时年二十一也。即政时年二十二也。然则成王以文王终明年生也。”又引王肃《金縢注》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终，时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年伐纣。明年有疾，时年八十八矣。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称元年。周公摄政，遭流言，作《大诰》而东征。二年克殷，杀管、蔡，三年而归，制礼作乐，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营洛邑，作《康诰》《召诰》《洛诰》，致政成王。然则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岁，武王八十而后有成王，武王崩时，成王已十三。周公摄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二家说虽不同，然《大戴札记·文王世子》“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小戴礼记·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则其所同据也。83此说殊不足信。若将《无逸》之厥享国五十年，解作年五十岁，则文王崩时，武王当三十左右，周公当更小也。《史记》言武王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说本《书传》，见《诗·斯干疏》，《贾子·修政语下》，谓成王年二十岁即位，亦以弱冠当亲政言之耳，非能确知其年也。二说皆不与《书传》合，而郑说乖异尤甚。《书传》云一年救乱者，即《周书》所谓“内弭父兄，外抚诸侯”也。其云二年克殷者，即《周书》所谓“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也。践奄，建侯卫，营成周，《周书》不言其年，然其叙次与《书传》悉合。制礼作乐，致政成王，具于《明堂解》。亦与《礼记》之《明堂位》合。盖周公制礼摄政之事，古无异言如此。安得其前忽多出三年？且谓成王居丧时能自为政欤？不应即位而反求摄。谓谅阴不言，不待摄，周公自然知政欤？何孔子于子张之间，不曰殷、周皆然，乃曰古之人皆然也？当武王既崩。成王初立，主少国疑之际，管、蔡、武庚，不以此时叛，顾待诸丧毕之后；而周公块然，辟居东都，管、蔡、武庚，亦不以此时进攻，顾待其再奠镐京，养成气力；有是理乎？王肃以居东之东，为洛邑，见《疏》。《史记·卫世家》云：管叔、蔡叔疑周公，乃与武庚禄父作乱，欲攻成周。成王既疑周公，执其属党，安能听其复入？谓此乃史家饰辞，周公实挟兵力而入，又何能略无后顾之忧，而明年即出兵以诛武庚、管、蔡也？郑之所言，无一与情理合者，而其解“武王既丧”，“我之不解”，“罪人斯得”，文义之牵强，更不俟论也。《左氏》昭公七年：“公将适楚，梦襄公祖，梓慎曰：‘襄公之适楚也，梦周公祖而行。’子服惠伯曰：‘先君未尝适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适楚矣，而祖以道君。’”则周公适楚，确有其事，然俞正燮引此，谓奔楚即居东，《癸巳类稿·周公奔楚义》。则非。《史记·蒙恬列传》：恬曰：“昔周成王初立，未离襁褓，周公旦负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沉于河，曰：王未有识，是旦执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书而藏之记府，可谓信矣。及王能治国，有贼臣，言周公旦欲为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楚。成王观于记府，得周公旦沈书，乃流涕曰：孰谓周公旦欲为乱乎？杀言之者，而反周公旦。”与《鲁世家》合。此事与周公欲代武王，相似大甚，恐即一事之传讹。《书传》以雷风之变，在周公死后，《白虎通·丧服篇》同。盖郑所谓辟居东都，实为奔楚之误。成王执拘周公属党，当在此时。其后不知何缘得反。后人求其故而不得，乃即以金縢之事说之，而又讹武王为成王。于是一事而分为两。其实雷风之变，自在周公死后，成王因此改葬周公，赐鲁以天子礼乐，初未因此迎周公而反。今《尚书·金縢》，不记周公奔楚及死事，郑遂以其奔楚时事，误系之居摄之前也。84从今文说则路路皆通，从郑说则路路皆窒。亦足见口说之真，而说经者不当执贵传记之偏见矣。《越绝书·吴内传》云：“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谗之成王。周公乃辞位，出巡狩于边。一年，天暴风雨，日夜不休。五谷不出。树木尽偃。成王大恐。乃发金縢之匮，察周公之册。知周公乃有盛德。王乃夜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国，天应之福。五谷皆生，树木皆起。天下皆实。”此说与郑同。盖当时自有此传讹之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