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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法国正变得愈发充满敌意。在富热尔度过一个寒冷的“芜菁之夏”后，学生的来访令布洛赫打起几分精神，但他仍旧气馁、疲惫，只是全身心投入到《为历史学辩护》的写作中，同时也等待着蒙彼利埃职务的确切消息。布洛赫虽后悔离开了斯特拉斯堡的杰出同僚，但他执意要为妻子和家庭寻得一个更温暖的住处定居。不出意料，弗利什的阻挠令事态复杂。卡克皮诺担心出现恶意游行，延迟签署任命书，提议为布洛赫另谋一职。①布洛赫对此犹豫不决。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布洛赫拒绝在暴力威胁或弗利什的憎恶面前示弱。他拒绝继续在克莱蒙费朗任职，利用周末往返蒙彼利埃。即便处在一个并不友善的环境中，他也希望保持家庭的团结。②布洛赫前往维希政府施压的旅程无果而终后，他取得了一场小小的胜利：8月底，他终于确定可以在蒙彼利埃任教，唯一的条件是他不能开设任何公共课程。③
将孩子一起带离克莱蒙费朗令布洛赫懊丧，而蒙彼利埃则坏消息不断。1941年6月21日，新出台的法律进一步升级了犹太法令，规定法国高等教育机构中犹太学生的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先不论布洛赫本人的特殊状况，他还得为长子在蒙彼利埃大学修习法律而申请额外名额。④如此，他不得不搜集资料，证明父母双方上溯五代都是法国公民，而且为法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是一个很长的辉煌的族谱，显示西蒙·布洛赫的祖辈——一名尼姆(Nimes)商人，于1786年获得路易十六的君主制诰(lettres patentes),而布洛赫的曾祖父则在1793年参加过美因茨之战。但这份文件也代表着维希法国的生存成本正日渐增加。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