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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门的后学中，除主张良知现成见在，取消工夫，采取顿悟途径的左派，和主张良知展现于日履过程之中，强调致良知工夫，采取渐修渐悟途径的右派外，还有采取二者中间路线的归寂派。这一派的主要代表有聂豹、罗洪先等人。此派学说的特点是既否定左派的良知现成可得说：“世间那有现成良知？良知非万死工夫，断不能生也，不是现成可得。”[25]又反对通过日履修为致良知的工夫派，而主张通过静坐息念的方法，去“精察”所谓已发之前的寂然本体，即：“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此圣学也。”[26]实际把知与行都局限于主观冥想的感应之中，从而走向神秘主义。
随着历史的发展，王学内部各派对本体与工夫的辩论也日趋白热化，甚至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于南京，对王守仁的“四句教”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面对面的论难辩论，参加者多达千人。当时很多著名的学者如许孚远、杨复所、周汝登等都直接参加并主持了这场大论辩。《明儒学案》卷三十六《尚宝周海门先生汝登》载：“南都讲会，先生拈《天泉证道》一篇相发明，许敬庵言‘无善无恶’不可为宗，作《九谛》以难之。先生作《九解》以仲其说。”《明儒学案》卷四十一《侍郎许敬庵先生孚远》亦云：“南都讲学，先生与杨复所、周海门为主盟。周、杨皆近溪之门人，持论不同。海门以无善无恶为宗，先生作《九谛》以难之……前后名公毕集，讲会甚盛，两家门下互有口语，先生亦以是解官矣。”其争论之激烈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