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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洁之美。卢奇安认为，对于历史撰述来说，文笔简洁不仅是“修辞”的问题，而且是“本质”的问题。史家撰史，不应流连于“不重要的细节”和“琐屑的事情”。刘知幾极力提倡史文“尚简”，认为史家“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要”的标准是“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为此，史家撰述应从“省句”“省字”做起。[11]当然，从审美的观点看，史文亦非愈简愈美。顾炎武讲了这个道理，他的《日知录》有《修辞》《文章繁简》两篇，提出“辞主乎达，不主乎简”的论点，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证的看法。
含蓄之美。这是隐喻、寄寓、含义深沉之美，刘知幾称之为“用晦”。“用晦”的第一个要求，是“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这是跟史文的简洁相关联的。“用晦”的第二个要求，是“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12]，这说到了含蓄之美的较高层次。
中国古代史书在文字表述上的生动之美，多为论者所关注。文学史上的所谓传记文学、战争文学，大都与史书相关，尤其与史书的文字表述相关。关于它们的审美价值，也有不少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