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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文人的“怪”，恐怕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简单，有时表象和本质会很不一致，怪诞的背后没准相当世俗，邀名求利之心更重，也是说不一定的，谁知王安石是不是有意识吃给仁宗皇帝看的呢！因为他的抱负很大，他是想在富国强邦的政治领域里创功立业，他到中央来是对这位欣赏他的皇帝寄托希望，能给予他施展才华的机会。可实际并非如此，仁宗本来就没有什么锐志雄图，登上皇位太久，也懒得革新求变，王安石睹此无可作为的现状，也就不再积极，就吃这一盘子鱼饵让陛下看看，也未可知。
但对另外一个皇帝，又一点也不怪了。宋朝曾舒《南游说旧》记载：“王介甫以次女适蔡卞，吴国夫人爱此女，乃以天下乐锦为帐，未成礼而华侈之声闻于外。神宗一日问介甫云：‘卿大儒之家，用锦帐嫁女？’甫谔然无以对，归问之，果然。乃舍之开宝寺福胜阁下为佛帐，明日再对，惶惧谢罪而已。”由此来看，他有时要装装怪，有时也是不敢怪的。因为，神宗对于他来讲，是属于必须绝对小心侍候的主子，他是将身家性命都押在这个赌桌上了。所以，说到底，怪的行为举止，无非是文人一种引人注目的表演手段而已。有时怪，有时不怪；需要时怪，不需要时不怪。王安石死了以后不久，很快民间就流传以他为主角的说书，名为《拗相公》的话本，现在还可以从残存的《京本通俗小说》中读到。这当然是他的政治上的反对派，或者是受新政之累的老百姓，在舆论上的一次清算。用一个“拗”字来形容王安石，当然是十分传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