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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宗教想象力对政治生活所作的贡献，要比在发展非暴力抵抗方面的贡献大得多。在仇敌身上发现人类共有的缺陷，并且又相应地承认所有人的生活都具有超验的价值，这就创造了一种能超越社会冲突并减轻其残酷性的态度。它提醒人们记住自己同是上帝的子孙，并且同样具有罪恶与美德两种特性，从而把人们团结在一起。这种忏悔的态度会使人们认识到仇敌有的罪恶自己也有，并且认识到，不顾社会冲突而使所有人亲密无间的爱的冲动力量乃是宗教给予人类精神的特殊恩赐。世俗的想象力不可能产生这种态度和冲动力量，因为它们需要有一种崇高的狂热。这种狂热蔑视那些直接的表面现象，而强调发自内心的根本的团结。非暴力精神被东方的宗教领导人灌输到当代政治中去并非历史之偶然事件。西方人可能不会有这种用非暴力解决社会冲突的能力，因为白人较东方人来说是更残忍的猛兽。更可悲的是，他们的宗教遗产已被其文明的机械特性弄得烟消云散，而基督教的洞察力也几乎成为今日有闲的特权阶级的专有财产。但是，由于被剥夺的阶级不得不利用自己的各种手段，并已意识到道德观念的混乱只与特权阶级相关，基督教的洞察力对西方世界的社会斗争已无直接用处，这些便使得特权阶级大为伤感。如果基督教的洞察力不再有用，那么西方文明，无论它是导致灾难还是使其经济生活逐渐受到社会的控制，都将遭受野蛮之害，并受到破坏人类美好生活的仇恨的折磨。即使正义能够通过没有非暴力精神因素的社会冲突来实现，如此建构起来的社会也将会缺少某种特性。在人类生活中，精神因素与肉欲因素两者皆有之。人类历史上连绵不断的悲剧是有些人通常将两者分开而单独地去发展精神因素，或者怀着对最明显地存在着肉欲因素的人类整体问题的误解去培养精神因素。因此，这些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暴力冲突照旧发生，残酷无益的社会斗争既未缓和，又未消除。人类历史终将成为自然界的具体化。正如奥古斯丁所说，在达到历史终点之前，必须采取斗争的方法才能取得世界和平。尽管这种和平并非完美之和平，但它可能比现今存在的和平更完美。如果人的心灵和精神不去企求不可能的东西，如果他们不寻求征服和消灭自然本性，而只是力图使自然力量服务于人类精神，并使之成为道德理想的工具，那么更高形式的正义和更稳定的和平是能够逐渐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