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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年来的人际关系研究中，“人际和谐与冲突”成为本土心理学中极为重要而又热门的研究课题。其重要性在于，人际关系是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核心内容，而“和谐”与“冲突”可以说是核心中的核心。[14]从心理学的定义来看，人际和谐发生在人际关系建立之后，是个体之间直接进行交往互动所感知到的关系对方的积极回应行为以及由此感受到的积极情感和状态。[15]如果说“和谐”与“冲突”是人际关系中二元对立的两种重要样态，那么，“和谐”则是中国人人际交往的重要价值取向，是中国人人际关系的本体，而冲突只是偶发的过渡现象。人际关系和谐是中国人极度重视与极力追求的一种积极的人际关系状态，注重与维持人际关系和谐贯穿在中国社会人际交往的目的与整个互动过程中。一些社会心理学研究者对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人际和谐特征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讨，并建构了多种解析中国人人际和谐的理论模型或概念架构。例如，李庆善认为，“和为贵”是中国人平衡群我关系的价值取向，“和为贵”的具体价值规范包括求同心、求协力、避争斗、避怨仇等，并且中国人在同熟人打交道时常给自己找到一套自保的行为方式，如随大溜、少管闲事、少言寡语、独善其身等，以同熟人保持着“和”的状态。[16]汪凤炎认为，尚“和”是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潜意识，[17]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或与他人交往时常常表露出“和为贵”“企盼和事佬”“畏争”“随大溜”“迁就”“迎合”六种表征。[18]台湾学者黄囇莉则从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伦理本位的礼治思想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化的儒学三层结构建构出中国人的和谐观，即辩证式和谐观、调和式和谐观以及统制式和谐观，并依据“和谐化辩证观”的思维建构了六种人际和谐的类型：投契式和谐、亲和式和谐、合模式和谐、区隔式和谐、疏离式和谐以及隐抑式和谐。她认为，关系的情感性与工具性成分不同，和谐化的方式也不同。[19]梁觉及其研究团队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提出了“工具型—价值观型和谐双元模型”。工具型和谐指个体利用和谐的人际关系作为途径，致力于消除引起不和谐的因素，以不破坏和谐为最终目标；而价值观型和谐取向则指个体奉行“君子和而不同”的做法，在工作实践中强调和谐本身的重要性，在解决冲突时，基于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诚挚友好的人际关系，通过积极沟通，双方谅解达成共识，甚至会在冲突中加强交流，提高工作效果。[20]杨国枢认为，关系取向是中国人在社会人际网络中的一种主要运作方式，其中的“关系和谐性”（传统中国人提倡“忍让”，尽可能避免冲突）与“关系决定论”（在社会互动中，对方与自己的关系决定了如何对待对方及其他相关事情）特征对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崇尚人际和谐具有重要影响。这些理论模型或构念解析了中国人人际和谐交往的目的与方式，较细致地描述与揭示了中国人人际和谐的心理与行为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