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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问题：婵娟作为受教育者，是受到了“先生”的感化才“知道了做人的责任”，而这个“做人的责任”竟然就是诚心诚意地服侍“先生”；婵娟完全接受了“先生”的“指示”，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在关键时刻替先生而死，以自己卑贱又“微弱”的生命，代替先生那“可宝贵的存在”。如此“教育”，岂不令人疑窦丛生？
自古美人爱英雄，这本无可厚非。英雄与伟人们的顶天立地、威武阳刚、坚忍顽强体现了整个人类的精神和意志，自然最能受到美人的倾慕，所以“英雄美人”历来是中外文学中永恒的叙事母题；但在另一方面，能有“红颜”因崇拜而献身或替死，则“英雄”与伟人们和自以为“英雄”与伟人的人们，实在可以陶醉于自恋自大的心理快感之中。如果再运用现代女性主义视角重新审视郭沫若笔下的婵娟等人物，则会发现她们与中国古代被反复赞颂的“贞女”与“烈女”之间，是有着隐秘却深刻的内在关联的。中国古代妇女在通往“贞女”或“烈女”一类貌似神圣崇高的道德之路上所洒下的斑斑血泪，中外学者已有汗牛充栋般的著述，笔者在这里不再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