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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自上而下的教育管理到自下而上的教育治理，意味着政府的很多权力将下放给社会，由社会力量来承担很多本应由政府部门承担的教育职能。相比过去权力在政府内部流动的分权，向社会力量放权就成为当下改革的基本内容。对民办教育来说，则是从管理客体到治理主体、从被动纳入到主动参与、从依赖他律到以自律为主的根本性转变。这将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办学的活力，从而建立起一种政府与社会力量良性互动的教育治理体制。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到，民办教育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10]，是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推手，而且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主体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相适应，《民办教育促进法》在2013年修改时取消了对民办学校聘任校长的行政审批；教育部在2012年出台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以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发展教育和社会培训事业，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而其后教育法律的一揽子修订，删除了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办学的条款，为营利性民办学校的合法存在确立了上位法基础。《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案则从法律上破解了困扰民办学校的法人属性不清、财产归属不明、扶持措施难以落实等瓶颈问题，拓展了民办教育发展空间。[11]在2016年年底的《国务院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放宽办学准入条件、拓宽办学筹资渠道、探索多元主体合作办学、加大和创新财政扶持力度和扶持方式、落实同等资助和税费优惠等激励政策，实行差别化用地和分类收费政策等一系列市场化改革举措，为地方各级政府促进民办教育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政策导向[12]；而其中保障民办学校依法自主办学、改进政府管理方式和健全监督管理机制等条款，对促使政府职能转变，推进政府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创新，进而推动政府逐渐放权于社会、强化社会权力与自治权力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