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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北伐时期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与北伐战争的军事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现代产业工人集中于少数大城市，为中共发动工人运动提供了活动空间，但大城市往往也是统治者控制力最强的地区。中共工人运动的开展，有赖于国民党控制地区为其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和合法的环境。当国民党清党反共以后，中共工人运动便不容易再找到合法和半合法的活动空间。
国民党分共后，中共党员人数由5万多人减至1万余人。除部分被国民党杀害外，尚有相当一部分动摇脱党，其中工人农民脱党的远比知识分子为多。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北伐时期的工农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共发动起来的，民众自发的成分其实甚微。
第二节　农民运动
相对工人问题而言，中国农民问题要古老得多。不过，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中共早期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工人问题和工人运动，对农民问题与农民运动则相对忽视。最初几处由中共党员发起的农民运动，如沈玄庐在浙江萧山，彭湃在广东海陆丰，刘东轩、谢怀德在湖南衡山等，均是党员个人的自发行为，并非党的有组织行动。中共一大明确提出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中共二大对“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均有专门的议决案，独未对农民问题形成决议。中共三大首次就农民问题作出了一个决议案，但决议案只是简略地提到有必要结合农民以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以及保护农民之利益以促进国民革命运动，至于如何结合、如何保护，均未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