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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比康斯坦将两种类型的自由之间的冲突，看得更加透彻，或表达得更加清楚。康斯坦指出：一种“无限制的权威”，即通常所称的“主权”，已经成功地崛起，因而，使这个主权从某一些人手上换到另一些人手上，并不能使自由增加，只不过是将奴隶的担子换由另外一些人来承负而已。他很合理地质问说：一个人对于他到底是被一个全民政府、一个君主甚或一套强制性的法律所迫害的事实为什么要那么耿耿于怀？他发现：对于那些渴望“消极”的个人自由的人士来说，主要的问题，并不是“谁”来运用这个权威，而是任何运用这种权威的人，所能拥有的权威，应该有多大。因为他相信，漫无限制的权威，不论落在什么人手里，迟早都会摧毁某些人。他认为，人类往往抗议这些或那些统治者，是压迫者，但造成压迫的真正原因，却是“权力之累积”（accumulation of power）这一事实。不论这权力存在于何处，这种绝对权威的存在本身，就足以威胁到自由。他写道：“不公正的并不是手臂，而是手上那些过重的武器，有些武器之沉重，是人类的手所无法负荷的。”民主政治或许能够消除某一寡头政权、某一特权人物或特权阶级的害处，但民主政治仍然可以像它们以前的任何统治者一样，对个人施以无情的打击。他在一篇比较今人与古人所享自由的文章中说：“平等的压迫——或干涉——的权利，并不就等于自由。”众人一致同意牺牲自由，这个事实，也不会因为它是众人所一致同意的，便奇迹似的把自由保存了下来。如果我同意被压迫，或以超然及嘲讽的态度，来默许我的处境，我是不是因此就算是被压迫得少一点？如果我自卖为奴，我是不是就不算是个奴隶？如果我自杀了，我是不是不算真正的死了，因为我是自动结束我的生命？“全民政府（popular government）是发作无常的暴权，而君主政体则是最有效、最集中化的专制。”康斯坦认为卢梭是个人自由最危险的敌人，因为卢梭曾经声称：“把我自己奉献给所有的人，我就等于没有奉献给谁一样。”康斯坦看不出来，即使主权操于“每个人”手中，何以它就不应会压迫到它那个不可区分的“自我”成员中的某一个人？如果它决定如此做的话，它显然可以压迫到某一些人。我若是少数人之一，我当然或许宁愿让一个议会、家庭或阶级，将我的自由剥夺过去。因为这样或许可以给我一个机会，使我有朝一日也能说服其他的人，去替我做我觉得我有权利做的事情。但是，由我的家庭、朋友或同胞，来剥夺我的自由，就自由被剥夺这一点而言，也同样有效。无论如何，霍布斯是比较坦率的，他不发欺人之言，指出：一个“主权”不会奴役人民，他为这种奴役行为，找到另外的借口，但他至少没有厚颜地称之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