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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积极邀请党政界人士参会，社教社还通过一系列决议案，积极配合政府政策。九一八事变后，救亡、复兴民族成为时代强音和最大政治，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必须直接间接面对这个问题。中国社教社的历届年会，多有围绕该主题的特别议案通过，以民间立场，积极配合着政府的对敌策略。第一届年会，雷沛鸿、俞庆棠与赵冕等人联合提出《本社应请全国各社会教育机关一致实施救国教育案》特别议案，号召各社教机关要灌输救国教育精神，并确定救国教育的目标与方法。经大会审查、修订案通过，并递交教育部。教育部几乎全文采纳，以《社会教育机关实施救国教育方案》为名颁布，要求各省市教育厅局转饬遵行。[189]第二届年会以“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众案”中心议题作为特别类议案。1934年召开第三届年会时，东北沦亡，华北形势岌岌可危，民族意志消沉，有鉴于此，社教社通过《请由本社拟具华北各省救国教育办法，呈请中央采择进行案》特别提案，要“振起国族精神”“训练青年壮丁，改善各县保卫团”“广设民校，并改进其工作”等，以期配合政府在文化教育上的备战，“培植舆论，唤起民族意识，以为将来抗敌之准备”。[190]此番事业，被国立中山大学崔载阳认为“发扬民族精神及陶铸民族意识为重”[191]，将之归为倡导民族教育的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