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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是老一辈学者所提出的，建设某一个研究领域的中国学派的想法。钟先生提出要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他在这个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从我们历史学来讲，也是这样。在老一辈学者中间，像侯外庐先生、尹达先生、白寿彝先生，他们都提出过这个问题，而且都付出了努力。l993年，白寿彝先生在陕西师范大学作了《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的演讲，论述了关于历史资料的重新估价、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对外国史学的借鉴、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历史理论和历史现实、史学队伍的智力结构问题等重要内容，反映了他对建设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学派的一些思考，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反映了什么气势？我想，这里面有一种学术上高度的自觉和自信，这在今天尤其重要。
反思我国历史学的发展，近些年来，大概有20年，受外国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启发很大，获益不少，但冲击也很大。比如，后现代理论，后现代叙事学等。就以所谓“叙事”来说，在中国，最有资格讲叙事的，就是史学。中国史学不仅有重视叙事的优良传统，而且有阐述“叙事”的理论，刘知幾《史通》中就专设《叙事》篇，章学诚《文史通义》中也有一些论述叙事的名篇。但我们为什么没有树立自己的旗帜？这就同我们建立中国学派的自觉性和自信心不够有很大的关系。我在一些场合呼吁这个问题，中国有历史叙事的优良传统，我们要写这方面的文章和专门著作。我的想法是，只有把中国的史学传统概括出来，把其中好的地方、有价值的地方讲清楚了，才能够和别人有一个交流的前提。总之，钟先生所提出的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问题，意义非常重大。不论你在哪个领域里治学，都要具有建立中国学派的意识、勇气和信心，从而反映我们中国学术文化的特点，展现中国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