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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完善的制度法规，不可能管理好地方，甚至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中央政府的法规，也需要自上而下，完善的机构去执行实施，可以说，地方经济的发展，从根源上来说就是法规制度，是机构部门。制度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其对经济活动有着直接影响，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唯有在制度的指引下才能发挥其作用，构建相对稳定的生产秩序和社会预期。所以要探究明朝初期湖广地区农业经济快速崛起的原因，也得从制度着手。
2.从中央到地方，全面的农业管理
以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为主要载体的农业生产力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基石，关系着百姓的生产生活，也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成败。在早期社会，国家并未设立专门的农业机构，政府分工也比较模糊，农业管理职能被分散在各个不同的部门中。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古代社会的帝王也不能事必躬亲地管理农业，也会指派机构和人员具体负责实施，就这样专门的农业管理部门逐级发展起来。
我国古代社会的农业管理相关部门设置由来已久，秦汉时期农业管理机构就已经日趋完善。隋、唐时设立的三省六部，其中尚书省下设户部管理农业。时间到了宋朝真宗年间，真宗特别设置了劝农使，说白了这个官职就是鼓励和督促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并且把劝农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标准。到了元朝时期，虽然元朝是马背上的民族建立的政权，但他们在农政的机构设置并不单薄，甚至相较宋朝更加完善。先是设置了大司农，这个职位其实就是宋朝时的劝农使；后来又设置劝农司、司农司。元朝的大司农司不仅负责劝农的工作，还掌管了农桑、水利、学校、救荒方面的事权。在这个时期，地方上与农桑有关的事宜均需申报大司农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