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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之辩护的语气日益缓和，支持者强调他的理念的普世意义。艾斯切尼不再重复《社会契约论》影响革命的陈词滥调，他将问题大而化之，赞扬这部作品“以明晰的脉络启发人的智慧”[248]。卢梭生前指导的孔第（Bourbon-Conti）委婉地辩护：
他关心学生的道德与智力，培养他们的精神和心灵。他对我的童年尤为关注，希望我性格坚强，体魄健壮，无论天气多糟，身体多累、多渴、多饿，去承受一切，睡硬板床，不挑食。[249]
还有人到埃莫农维尔瞻仰卢梭，但不再写昂扬的颂歌，而是专注于自然景致，推测他的晚年生活。1794年10月，米肖（Michaud）去了那里，他回避卢梭与革命的关系，转而批评专制制度对才学之士的伤害：“墓地在白杨树丛间，以天空为穹顶，大理石上的字清晰可见，‘为真理不惜牺牲生命’，让人肃然起敬……如果专制能损害一个人身后的名声，也不能让人忘记他的美德。”[250]言外之意，卢梭也是革命专制的受害者，那些指责他的人不应怀疑他希望建立新制度的诉求，死去的人不容易，活着的人也不容易，各位不要相互为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