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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川籍国民党人在这方面所做努力不容忽视。他们同样关注到川民的“自觉”问题，不过，他们所说的“自觉”，又有自己的特色。在他们看来，四川民众“事事都只晓得一个自己，不晓得有社会有国家”。因此，要向他们宣传三民主义，“引起他们的国家观念，提高他们国民的资格，和做人的意识”，就成为当务之急。[86]与二十年代中期的观念相比，这一看法显然更强调全国眼光，而通过国民党这一“组织”而不是少数知识分子“个人”的力量进行民智开启的工作，也更合乎那一时期的集体主义共识。实际上，国民革命的迅速成功，使得三民主义信仰迅速突破了国民党这个具体的组织范围，在社会上（主要是边缘知识分子群体中）一时具有了更广泛的号召力。这样，所谓“川民自治”实际上已成为“党治”。不过，“训政”本来即在党义之中，党人有此思维，可谓顺理成章。
但问题是，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在四川的力量十分薄弱，根本无力承担这一职责。1928年，有人回顾道：“本党在四川的基础，最初是建筑在少数先进同志的身上，莫有具体的组织，即或有，不过是挂着国民党的招牌（有时还要取掉）。总理北上以后，宣传的力量，渐及西陲”，但不久，随着国、共分裂，“四川党部，亦并为二，斯时斗争，异常激烈，……斗争的结果，还是被投机的军阀一齐捣毁两省党部，本党在四川的基础，几乎动摇”。[87]党的基础仅靠少数人维系，与更重视“具体的组织”，正是国民党改组前后的一个重要区别。但对组织的重视，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加团结，相反，由于国民党内部斗争的加剧，反而导致四川境内的国民党“小组林立，勾心斗角”，很容易为“军阀”利用，“更足以使民众消失其对本党的信仰”。[88]由于四川并不在“革命”的直接目标中，这一状况自然不会随着北伐的“胜利”而改变，国民党人要用三民主义“唤醒”川民，本身就是一件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