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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据胡適先生回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非常兴奋，他专门向教育部借了天安门的露台，带着北大的教授去那里对民众做了一天的演讲，蔡元培也亲自登台，一派“幸而正义果胜强权，协约国竟占最后之胜利。外之既暂纾侵略之祸，内之亦杀主战之焰，我国已有一线生机”的乐观情绪。由此可知，当时举国上下对于战后的中国寄予了极高的期望，即便是日本对华政策日趋怀柔，但巴黎和会前后中国人的心理落差导致的心理创伤，却是一时无法抚平的。
说起五四运动的缘起，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先生和中国学者彭明先生，以及丁中江先生的《北洋军阀史话》，都有较为详细的描述，笔者在此总结了一些历史资料，当时大概的情形应该是：就在巴黎和会召开期间，忽然有一份“某要人欧洲来电”传到北京，而这个“某要人”按照学者的分析就是正自费在巴黎待着的梁启超。在这份来自欧洲的电文里说得非常清楚，1918年的中日换文被欧美国家误读成中国为“二十一条”所加的“保证”，所以“惟有使订约之人负担，庶可挽回，展开新局。不然千载一时之良会，不啻为一、二人毁坏，实为惋惜”。在这份电文中，“某要人”直言中国代表团会在巴黎和会陷入困境，就是因为那“一、二”签订换文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