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2021最好的电视剧

当时考虑过的这个方案又鲜活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这些，我们都是容易做到的，我想，只要我们事前把工作做好，侯半塘先生也会配合。但是，那个苏联学者是汉学家，会汉语，我们不能不考虑：如果翻译控制不了局面，万一捅了娄子，谁负得起这个责任？外事无小事。所以党委负责同志考虑再三，只好对苏联代表团的同志说：不巧得很，侯半塘教授刚刚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去了，不在学校。这件事就这样了结，但它对我触动很大。过去我们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确实有不小的偏差，我个人认为，说是有错误也可以。我们党是为人民服务的，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党的私利。有不符合人民和国家的利益的就要改正。几年来我一直在中文系工作，要说成绩也许有一点点，但我要老老实实地承认，我犯的错误也不少。把责任全揽在自己头上，也不公平，有大的环境，但自己既然是总支书记，责任总是很大的。我学习不够，党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在中文系，当然首先是我自己，没有全面、准确地理解，总的说来是太‘左’，政治运动一来，就更‘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