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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庸俗社会学的问题。
因为文化研究有强烈的参与社会的诉求，并表现出明显的政治特性，因此有学人担心文化研究是否会让文学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并重新成为政治的附庸。比如，童庆炳就曾有这种担心，并且说文化研究甚至勾起了他对“文学为政治服务”那个年代的不良记忆。[47]
对此，陶东风做了很好的回应。他认为，只要理解了文化研究的以下三点改变，我们就可以消除这种担忧。
第一点，文化研究扬弃了机械的反映论。文学研究中的机械反映论往往忽略文学独立自主的特性，把文学视为对经济基础的简单直接的反映，因此粗暴地将文学还原为经济基础。这给曾经的文学研究带来了诸多灾难，让人心有余悸。文化研究深受语言学转向的影响，并不认同这种机械反映论，而且建构了文化唯物主义，认为语言文化本身就具有物质性，是社会实践方式之一，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对这一点，霍尔有很好的表述：“文化已经不再是生产与事物的‘坚实世界’的一个装饰性的附属物，不再是物质世界的蛋糕上的酥皮。这个词现在已经与世界一样是‘物质性的’。”[48]文化研究正是因为改变了对文学/文化的看法，因此才特别重视研究文学/文化的表意实践活动本身，同时也重视文化经济、文化产业新变化。这都是它不再认同庸俗唯物主义的表现。